本刊記者 劉亮

　　展望2012年，整個世界經濟處於非常不確定的情況，而香港又對境外經濟體系有巨大的依賴性，因此香港的經濟前景亦難以確定。就此，本刊記者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及教授雷鼎鳴先生。雷鼎鳴先生認為，外因總是要透過內因才能發生作用，若是香港練好內功，便能消化外部環境的不利影響，甚至能夠產生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的神奇，走出經濟健康發展之路。在他看來，當前香港發展經濟亟需做好兩道題目，處理好商業用地政策和產業政策。

　　轉口貿易一定受影響

　　記者：您認為外圍經濟環境的不景氣將對香港的外貿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雷鼎鳴：香港的進出口和物流產值合計佔到GDP的27%，是佔比最大的項目，其中主要是轉口。轉口貿易中，來自內地的貿易佔到54%，來自美國的佔到11%，歐洲幾個主要國家分別在3—4%左右。

　　世界經濟對香港的直接影響是貿易量下降。從貿易夥伴看，內地一方面也會受國際經濟環境影響降低外貿增速，一方面內地實施擴大內需策略。當然，內地的外貿企業轉型會有一個過程，因為外貿企業在國際上的一個重要優勢是廉價的勞動力，這個優勢在開拓境內市場時便失去了。另外，境內市場和境外市場的消費需求也不同，外貿企業需要一個過程熟悉內地消費者的特點。

　　內地的很多外貿企業是港資企業。從這個角度說，內地的外貿企業轉型也是港資企業的轉型，港資企業的利潤減少將會影響到港人的財富。

　　歐資回國將挫港股市債市

　　記者：歐債危機至今不見緩解的跡象，您認為歐債危機久拖不決的原因是什麼?對香港的金融服務業有哪些負面作用?

　　雷鼎鳴：歐債危機不斷蔓延，持有問題國家債券的銀行，一旦債務國破產，資產與負債比重就會發生變化，資產收縮甚至破產。尤其是意大利，其經濟體量遠遠大於希臘，且債券市場很發達，一旦垮掉會產生連鎖反應，拖累整個歐洲。歐洲經濟體量的巨大，使得全世界都在密切關注其情勢。

　　意大利的問題是許多人逃稅，直接減少了政府財政收入。意大利的地下經濟(或稱影子經濟)很大，估計可能達GDP 的兩成。而且其家庭擁有的中小企特別多，因而逃稅十分嚴重，估計每年逃稅總額可能高達1,200 億美元，若全部把稅追回，足可填補財赤。意大利政府開支佔GDP 51.2%，其政府削減開支的空間其實很大，這些都是控制赤字的有利條件。

　　歐洲債務問題不容易解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歐元區把發展情況不同的國家綁在一起。比如希臘，應該剝離出去。但由於怕引發骨牌效應，遲遲不敢行動。

　　歐洲數十年來不少國家大搞福利社會主義，其人民的文化雖高尚，科技及教育水平都先進，但一樣避不開高稅收福利主義養懶人的宿命。據統計，平均每個成年法國人每星期工作時間僅有19個小時。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這種模式的風險還看不出來。一旦經濟形勢不好，債務問題便顯露出來。

　　有人將歐洲舉債形容為“僵屍跳”，即給他一些生氣(借錢給他)，但是能量用掉又停下來。要僵屍復活，必須打通任督二脈(即靠生產能力的恢復)，使其從根本上恢復元氣(即生產力高於消費力)才能慢慢解決。我認為，歐債問題三五年內不能解決，因為要驟然改變人們的消費習慣很困難。

　　歐洲債務危機將使部分歐資銀行班資回國，勢必會影響到香港的股市和債市，使港人財富縮水。

　　美出台QE3將加劇港通脹

　　記者：美國在實施“扭曲操作”後一直沒有新的寬鬆政策出來，您覺得其新一輪寬鬆政策會何時出台?

　　雷鼎鳴：美國方面至今沒有進一步出台貨幣寬鬆政策QE3，我分析這是受今年即將總統大選的影響。因為一輪寬鬆貨幣政策的出台，會在短時間內對產業發展和就業起到刺激作用，必然不能夠持久。所以，這樣的措施會在總統選舉的關鍵時刻使用，以起到“加分”作用。

　　第三期“量化寬鬆”將與第一、第二期效果應大不一樣。第一、二期的做法是聯儲局買入大量銀行持有的證券，但款項卻深藏於銀行的密室之內，為銀行撐腰，並沒有流向市場。但若有第三期的話，應該是美國政府入不敷支要發債度日，聯儲局則直接多印鈔票把國債買下。這樣做的效果是貨幣可迅速流入市場，加劇通脹。

　　一旦新一輪寬鬆貨幣政策出台，港元勢必隨之貶值，加深本港通貨膨脹，港人財富又要流失。

　　香港面臨的危中之機

　　記者：您認為面對外圍經濟環境，香港有哪些應對之策?

　　雷鼎鳴：對香港而言，外圍經濟環境的不利中也不是沒有樂觀的因素，而且樂觀因素一旦利用好，將對經濟發展發揮出巨大推動力。從這個層面說，危中有機，且樂觀與悲觀因素很難分清哪個大一點。

　　歐美的不景氣提升了投資風險，中國內地的投資價值上升，而香港是個橋頭堡。在香港設一個總部，對許多企業來說是投資內地的首選步驟。

　　從高端創業者、就業者角度而言，歐美的不景氣使得他們尋找新的用武之地，香港可以發揮“梧桐樹”的作用，吸納這些人才進駐，並藉此發展新興產業。香港地域狹小，資源能源缺乏，發展這些不耗能源、不耗資源、佔地少的高端新興產業正中下懷。

　　商業樓宇佔地只有4平方公里

　　記者：請具體談一下如何承接那些意欲來港設立總部的外來投資者?

　　雷鼎鳴：要想化不利為有利，香港須自身做出靈活應對。當前的關鍵是改變僵化的土地政策，增加土地供應，尤其是商業樓宇用地。

　　本港共有土地1,108平方公里，但私人住宅只佔地25平方公里、政府公屋16平方公里、新界丁屋31平方公里、工業用地10平方公里、商業樓宇佔地更是只有4平方公里。

　　在土地供應固定的情況下，外來投資者的進入會拉升房租價格，而且這種價格拉升的受益者只有租主。承租者付出較貴租金後，並不能得到更大面積的土地可作使用。而按照正常的經濟規律，租價的上升應該帶動商業樓宇的供應量，承租者數量在不付出過高租價的情形下持續增加，進而帶動消費和就業，從而實現市民對地租、房租價格上升的“共享”。 須知市場機制的一個重大功能便是提供訊息，告訴大家要購買還是要賣出、要增產還是要減產。租金上升，正是市場在發放訊號：土地正面臨不足，應該迅速增加供應。

　　“地產霸權”是個偽命題

　　記者：針對房地產問題，坊間有一種說法是地產霸權，抨擊房地產商獨吞了經濟發展的成果，致使廣大市民受制其壟斷，創業就業置業舉步維艱。您如何評價這種說法?

　　雷鼎鳴：其實這種說法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在這樣僵化的土地政策下，即使把所有的房地產擁有者趕走，還會產生新的地產霸權。因為問題的根本是土地供應的剛性，違反了基本的市場供求規律。

　　尖沙咀和中環等購物黃金地段有很多內地遊客來購物，商戶生意興隆，但他們的利潤是否能水漲船高?不一定。根據上述理論，商戶對商舖的需求會因顧客量大增而上升，但在土地(或商舖)總面積不變的條件下，租金會隨著增加，把新增利潤全部吸走。而反之，商戶會增加營業面積，增開分店，增加僱用人數，進而提升就業率。

　　如果政府及早增加土地供應，局面將完全不同。土地供應量若能隨需求的上揚而調節，租金雖一樣會上升，但幅度不會如土地面積完全不變時那麼大。土地供應量增加後，生產力便不會太受土地的約束而有所改善，房地產商和租客、市民都可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

　　記者：特區政府似乎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特首施政報告中已經承諾了增加土地供應，這能否算一個積極信號?

　　雷鼎鳴：特區政府似乎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但還不確定是否是真的“懂”了。從特首的施政報告看，雖然承諾增加私人住宅用地供應，仍沒有對商業樓宇用地充分重視。不是說私人住宅用地供應不重要，而是說商用樓宇的短缺，其程度只會比住宅更嚴重，它造成的後果亦更大——商業樓宇租金昂貴會減低就業職位，港人的往上流動性會因而減弱。若不增加商業用地，到港的資金愈多，除了發展商和擁有物業的居民外，其他人的經濟利益恐怕還會受損，對社會和諧十分不利。

　　啟德機場和九龍東浪費多時

　　記者：啟德機場的利用已經爭議多年，特區政府疲于應付各方面的民意而不能行動，您如何評價?

　　雷鼎鳴：若增加土地供應，應首先利用啟德機場，還有九龍東。啟德機場本來要建設商業樓宇，至今空曬了幾年太陽。九龍灣本來有很多工業大廈，改造為寫字樓也不合適，正好可以拆掉改建商業樓宇，又受制於消防條例等遲遲不能付諸行動。

　　民間的反對聲音總是有的，但特區政府不能聽到反對聲音就退縮，而應該勇於擔當。特區政府應該代表全體港人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和不同的利益集團博弈，而不能因為聽到一點反對聲音就裹步不前，最終反而損害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發展新興產業吸引人才

　　記者：香港要吸引高端科技人才，具體應如何作為?

　　雷鼎鳴：有許多內地的人才在海外念完書留在歐美，數量估計在10萬左右。這些高級的工程師、科學家在歐美不景氣的情況下或許會另尋用武之地。對他們而言，香港是最佳選擇。我每年都主持一些招聘工作，了解這部分人群的心態。但是很多時候，由於香港相關的產業不發達而沒有留住，比如香港的醫療、生物科技產業。

　　內地正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香港也可以加強與內地的科研合作，這樣就拓寬了研究領域，甚至像國防科技也可以進行研究。

　　港幣應最終與人民幣掛鈎

　　記者：香港在努力建設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對此您有什麼建議?

　　雷鼎鳴：在人民幣業務方面，目前香港已經有6,000多億元的存款，而內地的廣義貨幣發行量已達到80萬億元，香港人民幣存款所佔比例還不到1%，與內地的一個省、市相差甚遠，發展空間巨大。

　　從長遠來看，港幣應該和人民幣掛鈎。因為即使和一籃子貨幣掛鈎，其中人民幣比例也是最大，還不如直接和人民幣掛鈎。

　　隨著香港與內地經濟越來越緊密，兩地的經濟周期也越來接近。在外貿方面，香港與內地的貿易量已經遠遠超過美國，且不斷上升。在來港上市的企業中，內地企業佔比已經在50%以上，對香港金融服務業影響巨大。

　　盼允教育產業進軍內地

　　記者：CEPA 8已經簽訂，您認為香港與內地合作方面還有那些“小門”可以洞開?

　　雷鼎鳴：近年來內地大專院校學位增加，但投入沒有成比例增加。2000年，內地有90萬大學生畢業，2011年有600多萬人。內地對高質量的教育資源需求強烈，這從每年眾多的內地學生赴港就讀大學可見一斑。而香港又擁有豐富的高質量教育資源，如果內地能夠敞開大門，允許不涉及意識形態的理工類教育機構進入內地獨立辦學，將達至一個雙贏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