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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 余金城
年初以來,中美關係一度出現曲折。隨著胡錦濤主席出席在美國召開的核安全峰會並會見美國總統奧巴馬,中美關係開始逐步回暖。5月份,中美先後召開了人權對話會和戰略與經濟對話會,展開了對話外交。
形成年度人權對話機制 ”
5月13日至14日,中美兩國官員在華盛頓舉行中斷兩年的人權對話。美方代表團是由國務院負責民主、人權與勞工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波斯納領軍,中方代表團則由外交部國際司司長陳旭率領。
早在1990年中美就開始就人權問題進行不定期對話。但在2008年前,中美人權對話經常受到各種因素干擾而斷斷續續。這也反映出此前十多年中美關係的曲折發展歷程。
此次人權對話則是奧巴馬上台以來與中方舉行的首次對話,算起來應該是兩國間的第十五次對話。這次對話原本定於今年2月舉行,但因為奧巴馬會見達賴等一系列問題的干擾,而推遲到5月舉行。這也反映出,當兩國關係出現波折時,人權對話就會中斷。從這個意義上看,此次人權對話能?舉行本身就反映出中美關係開始回暖。
中國同意與美國恢復人權對話實際上是向美方發出了一個信號,中國政府願意與美國進行對話化解分歧,體現了中國努力改善中美關係的誠意。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所指出的,“對話比對抗好。中方願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與美方開展人權領域對話與交流。我們希望並相信,這種對話與交流將對促進兩國關係發展、增進相互理解發揮積極作用。”
某種程度上看,人權對話是中美關係的風向標。從1990年開始,中美斷斷續續進行了十四輪人權對話,但基本上都是美國用來向中國進行滲透和施壓的渠道。每次對話實際上是中美之間的施壓與反施壓,與其說是對話不如說是對抗。1990年美國提出與中國建立人權對話的根本動機是借此實現對中國的誘壓和演變,讓中國重蹈東歐劇變國家的覆轍。後來,克林頓時期又把對華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挂?。而且美國從1990年開始連續十五次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提出指責中國人權的議案。
但從2008年第十四次人權對話開始,由於新世紀以來兩國的建設性合作關係大大拓展,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調子有所變化。在第十四次對話中,美國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克雷默首次肯定中國在人權領域取得的進步,高度評價了中國政府在抗擊汶川地震?害中的表現。可以說,從那次對話開始,人權對話開始真正具有“對話”內涵。
奧巴馬總統上任一年多來,總統本人和政府高官一再?調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在人權問題上也展現了新的姿態。去年11月奧巴馬總統成功訪華,雙方達成《聯合聲明》,其中說,“雙方都認識到,中國與美國在人權領域存在分歧。雙方本著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處理有關分歧。”“希望即將舉行的人權對話成為落實這一規定的範例,開創兩國在人權領域對話的新局面”。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此次人權對話就聯合國人權領域合作、法治、言論自由、勞動者權利、反對種族歧視等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廣泛、深入地交換了意見。對話會後雙方一致認為此次對話坦誠、開放,富有建設性,並同意2011年在中國舉行下一輪對話。尤其是美方積極評價中國在人權領域取得的新進展,表示願致力於通過對話就人權問題與中方加?交流。美方認為,雙方能就人權議題達成一年一度常規性對話機制,是此次對話的最大成果。
戰略與經濟對話的交鋒
中美雙方在華盛頓的人權對話剛謝幕,中美雙方移師北京,舉行了第二次戰略與經濟對話。此次對話是在中美關係乍暖還寒的背景下召開的,因此具有特殊的意義。
此前人們普遍預測人民幣匯率將成為此次對話會的焦點議題。但對話會期間,中美雙方並沒有把人民幣匯率列為主要議題之一,讓國際社會大跌眼鏡。美方此次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保持低調是因為美國意識到一味對中國施壓只能適得其反。胡錦濤主席在對話會開幕式上致辭就提出“中國將繼續按照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原則,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這一表態既表明了中方將推動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長期目標,堵住了美方代表在對話會上再度施壓的可能,同時也表明中方不會按照美方的要求,在短時期內讓人民幣快速升值。因此,人民幣匯率問題還需要中美雙方以靜悄悄的方式解決,而不是大張旗鼓的炒作。
新能源合作則是此次對話的突出亮點。在對話前,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率龐大的貿易代表團到訪香港、上海、北京等多個城市,為中美在清潔能源等領域尋找商機,為第二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預熱。奧巴馬把清潔能源看做是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因此迫切需要與中國在此方面擴大合作,尤其是希望擴大美國的清潔能源技術對華出口,這既可以提前佔據作為世界上潛力最大的市場,又可以平衡對華貿易逆差。此次對話期間,中美雙方簽署了有關清潔能源合作的協議。
此次對話會還有一個新的亮點就是美出口高科技技術問題。長期以來,中方一直對美貿易保持順差,其中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美國對華實行高科技出口管制。中國政府近年來多次呼籲美國摒棄冷戰思維,放寬對華高科技限制。因此,此次對話會,中方主動出擊,提出高科技出口問題,向美方反施壓。
此外,此次對話還出現了新的焦點,那就是美方提出的貿易投資環境問題。年初爆發谷歌退出事件後,美國認為中國在加強對網絡自由的監控力度,並認為中國提高了外國在華企業投資的門檻,尤其是一度炒作中國出台把外資企業排除在政府採購名單之外的政策。因此,美國以對話會為平台,在此問題上向中方施壓。不過,中方進行反要價,王岐山副總理在對話會上要求美方,平等對待赴美投資的中國企業,提出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從戰略層面而言,此次對話會有兩個熱點問題頗受關注。一個是朝核問題,另外一個就是伊核問題。在對話會前,韓國宣佈了天安艦事件的調查結果,提出要聯合國安理會就此進行討論。朝鮮半島日趨緊張,六方會談短期恢復無望。因此,朝核問題尤其是天安號事件以及朝宣佈成功完成核聚變反應成為中美此輪對話的最突出問題。
而在伊核問題上,美國推動安理會通過對伊朗新的制裁?議的?心已定,正緊鑼密鼓地磋商制裁?議的最後文本,但恰在此時,伊朗和土耳其、巴西達成了核燃料交換方案,不少國家對是否還要通過對伊新制裁表示了猶豫。美國顯然不會放棄此次對話最後做中方工作的機會。中美雙方就伊核問題進行了相互最後的摸底。
兩次對話虛實相間
雖然人權對話和戰略與經濟對話都在5月舉行,但從先後順序還是可以看出一些微妙之處的。美國長期以來對外輸出其引以自豪的西式價值觀,外交中的意識形態色彩較濃。雖然奧巴馬上台後在這方面有所淡化,但國內保守勢力還是很?大,尤其是對中國人權批評一直不斷。奧巴馬執意會見達賴其實就是美國意識形態外交的突出體現。
因此,先在華盛頓舉行人權對話,實際上是中方給了奧巴馬面子。先舉行人權對話,後舉行戰略與經濟對話,對美國尤其是奧巴馬政府來說,國內的政治壓力會小些,有利於其推動與中國的戰略與經濟對話。
與中美人權對話的務虛不同,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則是中美之間的一次真正交鋒。從中美人權對話的發展趨勢以及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可以看出,人權問題在奧巴馬對華戰略中的分量越來越輕,而戰略問題與經濟問題則明顯超越了其他任何問題。這單從兩個對話領軍人物的“重量”也可看出。人權對話由美國助理國務卿和中國外交部司長分別帶隊,而戰略與經濟對話則是兩國元首特別代表帶隊,一方是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和財長蓋特納,一方是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國務委員戴秉國。因此,如果說中美人權對話會是前奏的話,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則是5月中美對話會的高潮。
中美雙方在兩次對話會中都存在較大分歧。但正如溫總理所說的,對話比對抗好。對話會上中美雙方都反復提到“殊途同歸”和“同舟共濟”,並且達成了26項具體成果,說明此次對話成果豐碩。一次對話未必能解決中美之間的所有問題,但無論怎樣中美能夠在5月先後舉行兩場具有重要指標性意義的對話會本身就是中美關系的進步。我們相信,5月對話會應該是中美化對抗為對話、由陰轉晴的重要開端。接下來,中美還應該恢復軍事交流,加強科技人文交流,將對話和交流精神延續和深入下去,不斷推動中美關係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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